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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長且安魂

付如初2019-04-01 12:24

(電影《地久天長》劇照)

苦澀的妥協

看王小帥的新電影《地久天長》,最強烈的感受是“銀熊獎”所獎不虛。如果不是王景春和詠梅的表演,或許《地久天長》不會完成得這么好;如果不是穿插跳躍著講故事,三個小時也會讓觀眾覺得冗長。就像如果不是余華對語言和故事節奏具有強大的掌控力,《活著》那部小說也不會如此耐人尋味一樣。一部藝術作品帶給人的審美舒適,總是內容恰好遇到了合適的形式,然后,形式再賦予似曾相識的內容一些新鮮的含義。

電影聚焦于兩個家庭前后三十年的生活。年輕的時候,他們一起當知青下鄉,一起回城,一起在工廠工作;后來,成家了,一起住在筒子樓,同一年生下孩子。一次意外,讓一家的孩子溺亡,另一家背上了永久的“罪”。國企改革之后,有人下崗了,有人下海了。生活的變故和時代的變化加在一起,徹底改變了兩家人的命運。“失獨”家庭的夫妻二人遠離熟悉的人流浪遠方,懺悔家庭的女人則因雙重愧悔而患上了腦癌——一是作為計生干部,曾督促“失獨”家庭的妻子去流產;二是自己的兒子是造成伙伴溺亡的直接“推手”。

多年之后,兩個曾因為“死”分道揚鑣的家庭,又因為“死”重聚在一起,依舊彼此親近,彼此滿懷善意。整部電影在縝密流暢的情節中,展現的是一個善良人的世界。他們無論怎樣被命運和時代捉弄,都保留著內心的善良和美好、寬厚和仁愛。就連男主人公僅有的那次出軌,都變成了對年輕時候情止乎禮的一次償還,變成了他“失獨”之后在漫無邊際的苦海泅渡中的一次上岸喘息。

電影的英文名字是“So long,my son”,直譯過來仿佛一聲長長的嘆息:我們走了很遠的路啊,我的孩子。于是,孩子的亡故仿佛變成了一個試金石,它見證友誼地久天長,見證婚姻的承諾地久天長,見證人在命運考驗面前忍耐力地久天長;見證人性善,見證罪惡感、羞恥感,見證良心和尊嚴,見證“活著”。最后的結局,“失獨”夫妻收養的孩子也浪子回頭了。極寒之中,溫暖瞬間降臨,一如神缺位已久之后突然的眷顧。

從導演王小帥的創作履歷上看,《地久天長》的總體風格沒有太大的變化:用個體命運折射時代變遷和社會問題,用深入人物內心的方式,用舒緩的、抒情性的方式支撐情節的轉換,注重在時代背景上尋找人物性格的說服力。但同時,在矛盾呈現方式上,他又有變化。曾經那種激烈的、夢想與現實無法緩解的沖突,人物與體制無法緩釋的矛盾,人物卑微與時代宏大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都變得舒緩了,甚至呈現了某種柔性妥協的樣子。

這種妥協似乎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電影審查制度的妥協,它仿佛也更符合人心,更符合記憶的邏輯,符合年齡、閱歷、經驗和成就賦予一個藝術創作者的成熟度。電影中,時代的標簽都在:知青、國企、計生、嚴打、下崗、出國潮等等,每一個似乎都足以喚起批判和反思的沖動,但因為被渲染到極致的溫情和善意具有更強的覆蓋力,這沖動又都似風倏忽而過,塵埃剛剛泛起即無聲散去。

著名影評人戴錦華在總結和評價伊朗新浪潮電影的時候曾說:第三世界國家的藝術家面臨著普遍的困境——激進的批判更能給他們帶來國際聲譽,但卻會遠離本土觀眾;如果想要貼近自己的同胞,似乎就要有策略性的“妥協”。比如以《小鞋子》為代表的伊朗電影,用兒童視角、底層生活和卑微者的相親相愛化解了矛盾,規避了可能帶來的宗教、社會和意識形態的風險,達到了本國體制內制作,國際上獲獎的“雙贏”效果。

或許,無論是“傷痕”還是“反思”,無論是“批判”還是“犬儒”,總需要克服環境,跟自己的目標觀眾在一起。

活著,夢實現了

看《地久天長》更像讀一本小說,一本中國式的苦情小說:矛盾的內核非常簡單,但因為造化弄人,命運的苦和人心的善反而變得深不可測,具有了層層深入的可能,情節也就隨之起承轉合起來。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深受法國新浪潮電影影響的中國“第六代”導演擅長用的方式。不只王小帥,還有賈樟柯。他們的電影更像是一種用光影完成的寫作,導演是作者,攝影機是筆,他們捕捉時代的符號,撿拾時間的碎片,用人心編織整合成記憶。他們強調人物對生活的深度體察,強調對歷史和背景的高度忠實。他們總有記錄時代的沖動,有“時代書記官”的使命感,甚至有時候會想要在紀錄片和故事片之間尋找中間地帶。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們的精神教父弗朗索瓦·特呂弗所謂的“電影作者論”涵蓋的內容。

更有意思的,他們常常著眼于時代之大和人之小,著眼于“夢想”和“理想”,著眼于喪失和尋找。城市夢、江湖夢、詩和遠方的夢,都是他們常常表達的主題。城鎮化進程急劇加速的幾十年間,正是這一代人從少年到中年的幾十年。他們見證了社會轉型,見證了市場經濟從雛形初具到無所不在,見證了社會倫理從“前現代”到“后現代”的持續變遷。這一切,讓他們應接不暇,讓他們不適應,也讓他們試圖抓住矛盾的內核。而且,與之前的中國電影肩負“啟蒙大眾”的責任不同,他們似乎放棄了“啟蒙”,只肩負著一代人心路歷程的記錄和精神出路的追蹤。

對王小帥而言,如果說《十七歲的單車》講了北京夢的破碎,《青紅》講了上海夢的破碎,《二弟》講了美國夢的破碎,那么在《地久天長》里,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夢卻抵御了時代無情和命運無常,實現了。這苦澀的夢想實現,充當了傷口愈合劑,撫慰時代和生活給人的傷痛;也充當了給善良的人胸前戴上的小紅花,褒獎他們在生活里光榮戰敗,卻不屈不撓,不怨不怒。或許,這也是《地久天長》被稱為“有誠意”的作品的原因之一。這個時代,似乎每個人都需要這朵小紅花。

電影里的兩個鏡頭給人印象深刻:一是王景春演的父親劉耀軍前后兩次的奔跑,一次是抱著被淹死的兒子,一次是抱著自殺的老婆。二是多年之后,劉耀軍夫婦坐飛機回家,飛機突然顛簸,兩個人都很緊張,妻子突然說:“真有意思,我們倆居然還怕死。”然后,兩個人相視而笑。

此刻,相信很多觀眾內心都能感受到一種樸素的溫暖,活著的溫暖。就像多年之后,沈茉莉在美國呼喚自己的兒子來視頻,觀眾跟著劉耀軍一起心里一緊:既盼望著一個中國面孔出現,撫慰“失獨”父親無盡的悲苦;又生怕突然出現一個長得像他的面孔,讓他在朋友和妻子面前瞬間“人設崩塌”。

王小帥說:“我們這個戲要扎到土里……要真的跟現實緊緊地連在一起,跟生活連在一起。”當然,對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而言,現實感是最低標準,有時候也是最高標準。

因為,除了描摹生活、再現生活,還始終有一個如何認識生活,如何認識苦難的問題。對藝術創作而言,感動,畢竟只是藝術感染力的初級階段;眼淚,也無法作為見證更高藝術價值的尺度。

死之近旁,生在延續

或許,拉低《地久天長》審美價值,也是壓縮《地久天長》回味空間,讓人感到不滿足的,恰恰在于它的過于自足完滿,在于它對矛盾雙方的“善”幾近圣人般的渲染。電影中,兒子的過失和時代之惡,都被計生干部李海燕一肩挑了。她用幾十年的自我折磨,包括最后的患癌去世,解決了一切。甚至,電影里的人物也幾次三番安慰她:這不怨你,那是你的工作。或許,她在生活中是可信的,但靠她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懺悔解決問題也是不可能的。

同時,所有的人物,無論處境如何,即便經歷了世界上最為痛苦的“失去”,他們之間的情感都沒變,性格都沒變,“三觀”也沒變,很有世界大同、人們相親相愛的意味。顯然,在堅硬的現實和三十年的人心巨變面前,“友誼的烏托邦”太過魅惑虛幻,人物也實在顯得過于扁平。

還記得當年看完《活著》的時候,有一個問題總是縈繞不去:福貴為什么不去死?在人間,他七次失去親人,也失去了能失去的一切,為什么不索性連自己也放棄?然而,他活著,跟黃牛一起。苦難從未褪色,每一天都度日如年,但余華卻堅定地讓他如動物般站在夕陽中,給殘忍的歷史和作惡的時代以最不可辨駁的提醒和警示。

還記得看完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對媽媽一邊微笑生活,一邊堅持每年在兒子忌日的時候,邀請被他從水里救起來的人來做客,感喟不已。與失去長子的傷痛相比,她不想原諒,她想提醒,她想讓活著的人記住。而她突然唱起丈夫出軌時候自己聽到的歌兒那個細節也讓人震驚、回味不已。失去孩子的巨大悲苦,并沒有讓留下的人只顧悲傷,只顧相依為命地在一起。災難并沒有讓家庭無懈可擊,他們還是埋藏著日常的苦,微笑、平靜、種花、養鳥,克制著內心的嫌隙與隔閡。在是枝裕和那里,藝術從來不會抽去生活最復雜的底色,總是五味雜陳地繼續。

還記得看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藍》,朱麗葉·比諾什扮演的同時失去丈夫和女兒的女人,幾乎還沒有從極度的痛苦喘一口氣,就得知了丈夫生前曾背叛她的事實。失去和背叛,哪個傷痛更大?該不該思念一個突然逝去的背叛者?真是讓人無所適從。于是,女人被情感和記憶,強烈的自毀傾向和本能的求生欲望劇烈撕扯,她為想要的自由付出了巨大代價,也為想要的生命經歷著地獄般的磨難和煎熬。

還記得看完莫言的小說《球狀閃電》和《蛙》,對作為接生婆,同時也是流產手術實施者的姑媽,也無言以對。作為實施國策的“一線”代表,聽到和孩子的哭聲極為相似的一片蛙聲的時候,哪一聲能變成她內心的安慰,而哪一聲又會讓她寢食難安呢?

無數的文藝作品,無數的哲學都在探討苦難,探討善的力量和限度,探討時代之惡,探討向死而生,探討人的偉大和渺小、堅韌和脆弱,探索人之所以堅持活下去而不自毀的方方面面。當然,如果想讓這種種的探討能夠穿透時代的迷障,多年之后依然有價值,顯然必須要超越環境束縛,超越藝術創作在特定時代的處境,甚至超越策略性妥協本身。對創作而言,難度和價值往往是相伴相生的。對人而言,只要生而為人,那個叫“命運”的幽靈永遠存在,它不知道哪一刻會跟誰聯手。靈魂也永遠需要尋找棲息之地。

“失獨”者的安魂曲

據說,詠梅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物,曾和“失獨”的父母聊了七個小時。在這七個小時里,她一定體會到了刻骨的傷痛和孤獨。著名作家周大新在他帶有自敘傳性質的長篇小說《安魂》中說:“誰知道失去兒子的痛苦是怎樣的嗎?那不僅僅是心口疼,那是一種無可言說的疼,是一種難以忍受的空茫之痛,是五臟六腑都在攪呀!”

即便如此,周大新也并沒有一味陷在獨子29歲因腦癌去世的無盡傷痛里,而是用父子隔空對話的方式,用三十個紀年為章節,陪兒子重走了一遍人生路。在對話中,他們把今生回顧了一番,把來世暢想了一番,就像父子相伴打通了生和死之間的界限。

幾乎每一番回顧中,都是父親在回憶,在反思,在道歉,而兒子在安慰,在豁達,在平靜。災難沒降臨之前,一個家庭中可能產生的孩子成長的煩惱、家人間的誤解,統統都有;而疾病到來之后,焦慮、無助、傷痛,乃至絕望,也都悉數登場。或許,生者能夠給予死者的,只有思念;而死者帶給生者的,反而是安頓生命、安頓余生、安頓孤獨的力量,生的力量。“安魂”也因此具有了雙重含義,追念以安頓逝者,同時,更要撫慰生者。

尤其是后面的幾個章節,周大新想象兒子在另一個世界遇到了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宗教界的人等等,他們在探討生死,探討生命的長短、生命的價值。兒子跟他們在一起,在另一個世界里生機勃勃。看得出來,作家不惜用浪漫主義的筆法,將文學視作自己的“神”,用創作自我拯救,也避免讓讀者跟著自己陷入到無窮無盡的傷痛中去。據說,正是因為《安魂》在表現手法上既無限貼近又注意“間離”的創作自覺,被日本導演看中,不久也將拍成電影上映。《地久天長》中的父親,幾乎沒有眼淚。唯一的一次淚奔,發生在不得不讓沈茉莉去做流產的時候。那個時候,觀眾跟著他一起,被“責任”兩個字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相對于母親,他是更為飽滿、更為立體的角色。不只因為他對沈茉莉的心動和唯一的一次出軌,還因為他對養子的寬和,對妻子的呵護,甚至他面對計生干部時候的憤怒。王景春精準演繹了一個“失獨”父親,一個中國底層男人,平凡中的教養,粗糙中的細膩,以及為了扛住命運和誘惑,自我犧牲的操守。聯系最近被熱議的電視劇《都挺好》中的父親蘇大強,或許會對中國式家庭中,“我們應該怎樣做父親”(魯迅語)的問題,有不一樣的認知。

無論如何,《地久天長》都給一個特殊的群體帶來了某種精神的力量或者情感的撫慰,它也盡自己的力量,給中國三十年的變遷留下了一個側影,給隱忍生活的卑微者營造了一個情緒的出口。

我非常喜歡的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萊,在給他所在的城市做記錄的時候(《石頭城紀事》),寫盡了自然、戰爭、巫術、疾病、人心叵測給這個城市的大人造成的恐慌、憤怒和焦慮,也寫盡了孩子置身其間,天然具有的憂傷、好奇和對愛的渴求。在大轟炸頻繁發生的絕望中,孩子會說:“我想象,這世界壓根兒就沒有天空,也許會更好些。”而在日子好不容易歸于平靜的時候,大人則說:“日子反復無常,只有煙囪還生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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