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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紅利上繳新賬本

王雅潔2019-04-05 10:30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王雅潔 包含國有獨資金融機構在內的特定金融機構,有望與央企共同為增加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而添磚加瓦。

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透露一條信息,表示未來不僅要壓縮一般公共預算的支出,而且要增加特定的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進入國庫。

在李克強作出上述表態之前,歷年來,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的中央企業,很難找到金融企業的身影。深度參與國有資本收益的申報、審核、上交環節的企業群體中,也找不到更多金融企業的蹤跡。

這一局面有望在2019年兩會之后出現變革。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公共資產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預估,“特定的金融機構”可以從國有獨資金融機構中挑選,而不是股份制金融機構,比如商業銀行這類由董事會參與分配表決的金融機構。

究竟有哪幾家“特定的金融機構”會被納入李克強所言的上繳范圍內?截至發稿,國資委、財政部均未給出正面答復。

不過,2019年3月,財政部發布的《關于2018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已經明確了2019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支情況。

從這一點上來說,即便要擴容上繳范圍,以及提高上繳比例,最快可能也要等到2020年。

文宗瑜說:“究竟要提高多少上繳比例,現在還是未知數,兩會剛剛結束,不會這么快拿出具體辦法來。”

除了收入,還有支出。

“增加特定的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是在提高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對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來說,還有支出的問題尚待持續完善。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王絳認為,央企上繳利潤是義務,對壟斷行業加大收繳比例是可行的,而對其他行業而言,則要考慮發展制造業的重大目標,以及對企業的再投入等。

收入

兩會期間提及的央企上繳利潤的提高,涉及應交利潤(國有獨資企業按規定應當上交國家的利潤),事實上,這只是國有資本收益的一部分。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小川認為,兩會期間,提出“增加特定的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意味著提高國資經營預算收入的增加。不過根據《預算法》的規定,國有經營資本收益納入經營預算的收入,收益不僅僅包括利潤,還包括其他資本所得。

劉小川所說的“其他所得”,即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的中央企業(一級企業,不含金融企業),其國有資本收益的申報、審核、上交,還包括國有股股利、股息,國有產權轉讓收入,轉讓國有產權、股權(股份)獲得的收入,企業清算收入,即國有獨資企業清算收入(扣除清算費用),國有控股、參股企業國有股權(股份)分享的公司清算收入(扣除清算費用)以及其他國有資本收益等。

換句話說,上述幾方面,均通過收取國有資本收益的途徑,增加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

文宗瑜說:“有針對性地提高某些央企上繳紅利的比例及數額,將有利于做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規模。”

的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在逐年提高。從提高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上來看,就不止一次調整。

早在2014年,財政部便要求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收取比例在當時現有的基礎上提高5個百分點,即:第一類企業為25%;第二類企業為20%;第三類企業為15%;第四類企業為10%;第五類企業免交當年應交利潤。符合小型微型企業規定標準的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不足10萬元的,比照第五類企業,免交當年應交利潤。

這5類分行業的比例收取,一直持續到2018年。

文宗瑜表示,根據財政部發布的2018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說明可以獲悉,按照《財政部關于進一步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財企〔2014〕59號)和《財政部關于印發<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的通知》(財資〔2016〕32號)等規定,納入2018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的中央企業稅后利潤(凈利潤扣除以前年度未彌補虧損和提取的法定公積金)的收取比例依舊分為五類執行。

數據統計顯示,2018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預算數為1376.82億元,比上年執行數增長76.66億元,增長5.9%。該數據主要根據2017年中央企業歸屬母公司所有者凈利潤增長情況和新疆兵團所屬企業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等因素測算安排。

隨著2019年兩會信號的釋放,未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的上繳范圍,究竟會如何擴容?

文宗瑜表示,2019年是不是要繼續提高,或者說哪一類企業先行提高,目前還沒有具體定下來。他說:“打個比方,如果現在大幅度將所有央企再提高5個點,會面臨兩個難題。第一,央企本身資產負債率比較高,收得越多,杠桿率越高,影響現金流支出;第二個,從所有央企的發展態勢來看,除了個別企業,利潤增長幅度在放慢。因此,2019年是否再普遍提高幾個百分點,現在還不好輕率判斷。”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劉小兵分析,“特定的金融機構”,是指原來有些是不上繳的,或者上繳比例相對較低的機構。在減稅降費的大背景要求下,財政收入在減少,財政支出的剛性需求依舊存在,“肯定要想辦法去補缺口”,而增加特定的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便是“補”的路徑之一。

王絳提醒道,央企上繳是義務,對壟斷行業加大收繳比例是可行的,而其他行業,要考慮發展制造業、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的重大目標,還要考慮對企業的再投入。特別是要厘清國家公共財政預算與國有資本預算的關系,否則國有資本預算再投入企業很容易被社會和國外誤認為對國有企業的補貼。

支出

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并存的,還有支出。

對于下一步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頂層已有思路可循。

根據財政部2019年3月公布的最新2019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預計和支出安排可知,2019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1253.97億元,增長12.8%,其中,本級支出1135.97億元,增長10.8%;對地方轉移支付118億元。調入一般公共預算389.77億元,增長21.2%,調入比例進一步提高到28%。

而地方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1264.88億元,增長11.5%。調入一般公共預算580.85億元。

匯總中央和地方預算,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2400.85億元,增長11.2%。調入一般公共預算970.62億元。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提高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向一般公共預算劃轉的比例,將力爭在2020年達到30%。

在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周麗莎看來,國有企業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目的是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調入一般公共預算和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等。投入到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家資本注入,包括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保持國家對金融業控制力,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戰略性調整。

她說:“在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同時,通過上繳國有資本收益,使全體人民共享國有企業發展成果,增進民生福祉,促進改革和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代際公平,增強制度的可持續性。”

周麗莎所說的劃轉社保,已經取得一定成績。國資委數據統計顯示,2018年,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穩步實施,已完成18家中央企業股權劃轉,劃轉規模達750億元。

王絳認為,從國有資本預算與劃轉股權的關系上來看,長期以來,國有企業除了上市股份的10%轉讓給社保基金,還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持公共財政,2015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上繳國家財政1613.06億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對國有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有企業實質上承擔了雙重分紅義務,需要厘清雙重分紅的關系,避免加劇國有企業的負擔。

他表示,在未來操作劃轉社保的時候,要處理好原已劃撥的上市公司股權與集團公司劃撥股權的重置問題。根據國務院決定,國有企業境內外上市即劃轉10%股權給社保基金,為社保基金提供了大量積累,集團公司旗下上市公司越多,劃撥股權越多,這些已經劃入社保基金的股權有些已經變現,有些可能還在繼續持有。

王絳說:“劃撥集團公司股權需要考慮多次重復劃撥的問題,在社保基金仍然持有集團公司下屬上市公司股權的情況下,再次劃撥集團公司股權就形成二次或多次劃撥,上市公司越多的企業被實際劃撥的股權就越多,形成了中央企業集團層面負擔不平衡。此外,在整體上市情況下,集團公司實際上變為一個持股和存續資產機構的處置機構,集團層面和已經上市部分的兩次劃撥實質上形成對上市公司的兩次劃撥。”

大國資新聞部主任
長期關注宏觀經濟、國企國資等領域。擅長于深度分析報道、調查報道、以及行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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